从几起群体性事件所想到的
近日，由前几年的“阳信事件”“嘉禾事件”和近段时间的“山水事件”我想到了许多问题，群众为什么热衷于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和厂矿企业？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各级政府有那些地方做的不到位？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全国一些地方的农村出现了农民反抗的事件，而反抗的对立面几乎都集中在乡镇政府。有的地方的乡镇与农民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而引发矛盾冲突的导火线，主要是群众负担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民利益受损问题。其实，还有许多方面的矛盾，也都发生在乡镇这一级。例如农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有的地方为了实现专业化经营，利用行政手段强迫群众种植规定的作物而导致冲突；例如一些地方搞征地开发，强拆农民房屋，损害农民利益，从而引发矛盾。实际上，公社制度废除后，乡镇成了与群众打交道的一级政府，几乎“三农”的所有问题都落脚在乡镇，所有的税费也通过这一级来征收，这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地方。而乡镇的体制与机制与形势发展又严重的不相适应，如果在加上乡镇干部的工作方法与作风方面的问题，矛盾冲突就更加难以避免。因此，治理乡镇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探讨乡镇机构改革的问题，只是想探讨一下农民上访的趋势和原因、我们乡镇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做的工作等几方面的问题。
一、近年来群众上访的趋势
上访的内容，由原来的以反映村干部贪污、吃喝严重、打击报复等内容为主，向以反映村干部作风问题、村务不公开、违犯组织程序、违法选举、不作为、土地调整不公平、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等内容为主转变；上访的方式，由原来的个体访、缠访、盲目访、找具体办事人上访、松散型上访、无政治目的的上访方式为主，向以群体性、示威型、理性访、越级上访、有组织上访、有政治目的上访等方式为主转变；上访的主体，由原来的个体家庭为主，向以有共同利益构成的团体为主转变。
二、群众为什么热衷于集体上访，甚至动辄围堵乡镇政府和厂矿企业呢？
我想，可能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多次找有关人员和单位反映未果，因而自发集合在一起上访；二是群众不懂法律，以为人多势众，可以威吓对方，且认为法不责众；三是个别人别有用心，故意借题发挥，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掀起纠争，以求乱中取胜或乱中得利；四是各级党政不重视，对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久拖不决，或不尊重群众引发公愤，群众借此向各级施加压力，以求问题尽快解决；五是群众的不平衡心理的外在表现，广大农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为全国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辛勤工作着、劳动着、奉献着、无怨无悔，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随着国家把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并逐步与世界接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转变，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农业、农民被现代经济日益边缘化，农民丧失了主人翁的自豪感，话语权被削弱，“贫困、落后”成为“农民、农村”的代名词，他们感到委屈和失望，而社会上盛行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农村确实存在的“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的强烈对比，无疑给群众提供了迫切表达自己心声和诉求的巨大动力，而集体上访就必然成为他们的首选方式之一。
三、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各级党政应承担那些责任呢？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责任之一。有些问题群众多次反映，我们或置之不理，或久拖不办、或推诿扯皮，而不想解决问题，致使问题积小成大，终致爆发，“阳信事件”就是例证。“本位主义”是我们各级党政要检讨的责任之二。作为执政党和地方长官，我们按照“官本位”的思想来考虑问题，不愿也不想牺牲既得利益，很容易形成“官官相护、官商相护”的工作格局，群众利益被我们漠视和淡化，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如“嘉禾事件”。“自由主义”是我们各级党政要检讨的责任之三。应该说，现在党政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学识水平提高了很多，但这并不等同于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也相当高。有些同志处理问题时说话自由随便，方式简单粗暴，极易引起群众反感，甚至直接造成干群冲突。有些基层干部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各级党政要检讨的责任之四。在过去群众上访反映的基层干部问题中，经调查，有相当比例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如有的干部利用收入不下帐、重复报销、虚假列支等方法贪污，有的村干部违反程序发展党员，有的村干部村务不公开，搞假公开等问题。思想问题是我们各级党政要检讨的责任之五。勿庸讳言，现实中，尽管乡镇干部在空间距离上离农民最近，但思想距离与工作方向却离农民太远，因为那些离城市以及城市生活遥不可及的贫困农民对向往城市工作的乡镇干部的影响太微不足道了，而官场游戏规则却离乡镇干部太近太近，领导们的眼色与看法对他们的发展却是举足轻重，权衡利弊，他们更会倾向那一方呢？这是一些乡镇干部为完成上级任务而对农民大打出手的内在动因。此外，乡镇生活的艰难使他们难以安心，与城市官员对比的差异又使一些乡镇干部心理严重失衡而牢骚满腹，愿意不当乡镇长而到城市当一个办事员者大有人在。不安心者又怎能真心为群众服务？牢骚满腹者，又怎能想到与农民建立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基础又怎能牢靠呢？
